课堂

 

课堂教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既需要教师自身的学识素养，也需要教师谙熟教学的技巧与艺术；它既需要教师能够真正地把自己融入教育事业，培育自己浓浓的教育情怀，让自己在享受中展开每一节课的历程，让自己浑身上下的每一颗细胞都能够绽放出生命最美的那一面。

 

很庆幸的是，我才走出学校大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触到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学者冯之浚老师的一本有关战略研究、领导科学方面的讲稿。这是一本黄色封面、未经正式出版的内部读物，这本书不仅打开了我的眼界，更是让我找到了做一个优秀教师的“钥匙”，这就是：“综合就是创造”。

 

 

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刚刚走上神圣讲台的我，当时正急于寻觅一条快速成长、快速发展路径，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各种资料明显不足，继续学习和提升自身的素养的需要很难满足；另一方面则是面对成熟型学员的各种高要求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如何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经常感到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不够用。

 

一句“综合就是创造”，让我拍案叫绝、让我兴奋不已，让我似乎找到了一条最好的快速成长、快速发展的道路；因为我尽管智商不高、能力不强、灵性也明显缺乏，但我还是一个十分愿意学习的人。

 

 

通过对各个方面资料的阅读、学习和思考，找到自己喜爱的、最能反映和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将其实现优化组合，从而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这，也许就是我当时所理解的“综合就是创造”的本质与内涵之所在。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启了大量阅读的行动计划，争取为自己建立一个“广阔的智力背景”。

 

首先，我给自己一个“约定”，每月用工资的四分之一购买新书，《人生只有一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世界面临挑战》、《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等最新的引导潮流的书籍纷纷被我收入书架，让我能够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同振，同时让我自己能够跟上很多先行学者们前行的步伐；

 

其次，我还给自己另一个“约定”，每天至少读书四到六个小时，在这一点上，我所在的攀枝花教育学院的图书馆、阅览室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为我完成这一“约定”，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

 

很庆幸，攀枝花教育学院尽管当时整个层面不高，它的图书资料、书报刊物也比较有限，但是具体管理的几位老师对我想读书的要求却是全面满足，并给予我充分且有力的支持。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先先后后从不大的图书馆借阅了各类书籍上千册，在不大的阅览室几乎每天都是上午四个小时满满地阅读时间。

 

至今还记得，我在攀枝花教育学院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阅读了包括《世界史》、《中国通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科学发现纵横谈》、《自然科学演义》、《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概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哥德巴赫猜想》、《悠悠寸草心》、《沉重的翅膀》、《晚霞消失的时候》、《新星》等等书籍。

 

 

同时还阅读了《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中篇小说选刊》、《花城》、《钟山》、《红岩》、《小说界》、《小说林》、《译林》等等在内的大型文学刊物从1978年到1986年上半年的几乎所有的期刊，可以说，大学毕业后的三五年时间，是我读书的一个高潮期，为我以后的教学与教改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我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理科方面的常识、知识几乎都是为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理科类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为了尽快地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我就从阅读王梓坤老师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开始起步，至今回想起来，王梓坤院士的这本书，围绕一个成功者必需的“德识才学”等宝贵品质，用通俗易懂、生动优美的文字和凝练的思想警句、古代诗话，通过若干科学发现、理科方面的常识与知识，让我对一些理科方面的东西有了肤浅的认识和初步的理解。

 

 

在理科方面的学习，更进一步地阅读，就是《中国科学史》、《自然科学演义》、《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概要》等书籍。应该说，这些书籍的阅读尽管没有能够彻底地解决我在理科方面的缺失，但是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我提供了不少的理科方面的一些基础的常识和知识。

 

而哲学、文学、历史、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方面书籍的大量阅读，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既丰富了我的学识、学养，更为重要的是让我的眼界大开、思维打开，让我寻找到了后来三十余年一直受益的“思维品质”的培育。

 

当我的读书、学习从大学期间的关注“方法”，到大学毕业数年以后高度地关注 “方法论”，再到后来持续关注、并花大力气去研究、践行的培育良好的“思维品质”，让我的学习、我的人生有了“华丽的转身”，有了飞跃的跨越式的进步与提升。

 

 

我在读书和学习上的这个“三部曲”，让我的视野大大扩展，让我的思维逐步地深邃，让我的思想逐渐地成熟，让我在面对世界的、中国的、社会的、教育的、人生的若干问题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战略的思维、独立的思考、积极的建议和长远的谋划。

 

就这样，我的教改充分地吸收了“综合就是创造”这一命题的内涵，逐步地融入并走向“综合就是创造”这一境界，从此，我的课堂开始有了学生们、听众们的掌声和赞美声。

 

 

刘裕权，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广州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集团首席顾问。

 

供稿 | 刘裕权教授

文章排版 | 植诗韵

文章审核 | 侯丽萍